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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志,我后半生的事业

2019-04-19 10:17:42

杨志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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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市洞头区地方志研究室 原主任)

  真是日月如梭,光阴似箭,时间过得很快,不知不觉间我从教育转行搞编志,至今已三十年了。我也从当年的四十出头的壮年人,变成如今头发斑白的古稀老汉。回顾走过的历程,让我感慨万千,觉得有苦更有甜。
  我原是洞头县第一中学的语文教师。1985年8月始,担任洞头一中校长。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我国开始步入稳定发展的时期。“盛世修志”,从1980年始,全国各地纷纷酝酿编修社会主义新方志。因此,1988年12月,中共洞头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编修洞头海岛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县志,成立了洞头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下设办公室具体负责其事。我被调任县志办公室主任;1989年6月,县政府成立了《洞头县志》编纂室,任命我为主编。就这样,我离开了教育战线,改行从事编志工作;编志成了我后半生的事业。
  让我主编《洞头县志》,我感到压力很大。一是隔行如隔山,改行从事编志工作,我成了“门外汉”,既缺少理论武装,又没有实践经验,加之学识谫陋,很担心难以胜任。二是历史资料严重匮乏,既缺古代史料,又少近代资料。我曾到省、市档案馆去查阅资料,但有用的资料极其有限。我也曾组织人员到玉环县档案馆去查阅资料(1953年7月前,洞头归属玉环县)。民国期间,国民政府县长每半年要向省政府报告一次县情。有一年,玉环县长的报告中出现这样的文字:“三盘区(今洞头)因交通不便,略”。使我非常无奈。加之洞头1953年7月始建县,1958年至1964年间又撤县,1965年3月才恢复县建制。在此期间,洞头一直处于战备状况,档案多次外运而散失。“文化大革命”中,又有些档案被“造反派”抢走。所以,致使史料严重匮乏。地方志是资料书。编纂地方志最重要的是要有丰富翔实的资料支撑。资料匮乏,即使是“巧媳妇也难为无米之炊”,更何况我这个主编又是刚转行的“门外汉”呢!三是洞头海岛历史上没有编修过地方志,因此,没有旧志可供借鉴。四是人手不足。县志办和编纂室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只有两个人。从编纂工作的角度讲,基本上是我在单打独斗。五是各承编单位对这项工作也都不熟悉,都是从零开始。虽然压力很大,但也很激动。我知道,县委、县政府任命了我,就是对我的信任,也是我的荣幸。我只能勉力承担,克服困难,奋发前行,以求不负所望。
  担任县志办主任、主编《洞头县志》后,我首先想的是要尽快地找到编志路径而能入门。于是,我就“临时抱佛脚”,我找了一些与编志有关的书籍资料进行学习,以求充实一下自己的头脑,获得一些编志的常识。同时,又参加了省里举办的编志培训班学习,接受专门的辅导。后来,我又建议县政府聘请了省地方志编纂室的俞佐萍先生为《洞头县志》顾问,我虚心请教,接受指导,使我受益非浅,既解决了编纂过程中碰到的具体问题,也得到一些经验的积累和理论的认识。这样,才渐渐地找到了编志的门道,才使《洞头县志》的编纂工作得以较顺利地进行。
任《洞头县志》主编时,我刚40出头,是温州市各县(市区)修志主编中年纪最轻的,正精力旺盛,所以干劲十足。尤其是我牢记“勤能补拙”的古训。因此,在主编第一轮《洞头县志》时,我每星期都会有3至5个晚上再去办公室加班,或撰写志稿,或编辑修改承编单位上交的志稿。这样做,既弥补了办公室(编纂室)人手的不足;也能抓紧《洞头县志》的编纂进度(《洞头县志》的编纂工作的启动在温州市各县、市中是最迟的),促使洞头海岛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县志能早日面世。
  在县委、县政府的重视下,在各部门单位的通力支持下,在各界人士的关心协助下,经过4年多的不懈努力,六易编目,五易其稿,终于纂成洞头海岛有史以来的第一部县志,于1993年12月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向国内外公开发行。这也是温州市最早出版发行的社会主义新方志。1999年1月,《洞头县志》获浙江省第四届地方志优秀成果二等奖。
  曾有人说,没有地方志,就没有一方之历史。这话于我感受尤深。由于洞头地处海岛,散悬海中,在过去漫长岁月中与外界交通不便,文化落后,信息蔽塞。因此,过去的洞头未曾编过地方志;曾经归属的县(厅)对洞头的记载极少且极不完整。所以,当有人问起洞头海岛的历史时,谁都不能讲出所以然,让人迷茫而有失落感。而今,第一部《洞头县志》(上限追溯事物之发端,下限截止1990年底)终于编纂出版,虽然,自我感觉还不够完善,不尽人意,但毕竟基本理顺了至1990年底前洞头海岛的历史发展脉络;交代了洞头海岛自然环境、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的基本情况及其变化;记载了洞头海岛曾经发生过的一些重大事件。查阅这部县志,会让读者对洞头海岛的历史有个大致的了解。因此,作为主编的我,甚感欣慰。
  转行搞编志后,我一直在县志办(编纂室)工作,不仅主编《洞头县志》后工作岗位没有调动,而且退休后仍留在县志办(编纂室)工作。2008年底,我退休年龄到了,也办理了退休手续,但仍被县政府延聘为县志编委会顾问,继续留在原单位,直至2017年8月才离开史志办。主编了《洞头县志》后,我的编志行当总算入门了。后来,我又主编了几部志书,也比较得心应手了。有《洞头县工商行政管理志》(2001年版)、《洞头县海洋渔业志》(2003年11月版,2008年获得温州市第十一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学术进步奖)、《洞头县军事志》(2011年11月版,执行副主编)、《大门镇志》(2012年4月版)、《东岙顶村志》(2015年12月版)、第二轮《洞头县教育志》(1991—2012)(2017年3月版)。这样,县一级的各类志书(包括综合志、专业志、部门志、乡镇志、村志)我都主编过了。尤其是,我又主编了第二轮《洞头县志》(1991—2005)(2010年11月版,2012年获得温州市人民政府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著作类]三等奖)。有古人说“人生难得逢修志”,而我能编两轮志,实在是荣幸。此外,我还主编了《中国共产党洞头历史》(1949—1978)(2016年12月版)。
  回顾从教育转行搞编志后走过的历程,让我感触颇多。
  一是“盛世修志”。我正赶上了改革开放、稳定发展的新时代,我才有可能连续30年从事编志工作,编出了几部志书。倘若是动荡时期、经济落后而贫困,又怎能开展编纂地方志工作呢?因此,我衷心地感激这个新时代,让我有条件在好环境下从事编志工作。
  二是回报故乡。我是地地道道的洞头人,生在洞头长在洞头,除了曾有三年多外出求学外,这辈子基本上都在洞头海岛生活工作,是故乡洞头把我哺育成长。有机会让我为故乡编志存史,我感到很幸运。因此,我把编志作为对故乡洞头的感恩回报,尽心尽力,不辞劳累。
  三是要抢救积累资料。地方志是资料书,编纂地方志最重要的是应有丰富翔实的资料支撑。因为,“志贵备详”。故主编第一轮《洞头县志》时,我感到最苦恼的就是资料匮乏。所以,编纂出版的第一轮《洞头县志》的总字数仅有65.2万字,它的最大不足就是资料欠缺所致的。有了这个深刻教训后,我就加倍重视对洞头海岛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积累。我不顾办公室(编纂室)人手不足的困难,自加压力,在主编《洞头县志》的同时,启动了《洞头年鉴》的编纂工作,自1991年起,每年编纂出版一部《洞头年鉴》。就这样,积累了大量、系统、翔实的资料,也为续编新一轮《洞头县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得益于此,我主编的第二轮《洞头县志》(1991——2005),虽然只记载15年的历史,但总字数就有111万字,内容就丰满多了。我编其它志书,也有抢救史料的意识。能给后人留下更多史料,我就满足了!
  四是收获颇多。其一,我主编了几部志书,取得一些成果,也积累了一点编志的实践经验。这点不再细述。其二,自1996年始,我在《浙江方志》和《中国地方志》上发表了多篇有关编志的学术论文。其中,2002年发表在《中国地方志》第三期上的《续志中人口志的记述问题》于2003年编入河北省地方志办公室、河北省地方志学会《续志编纂论文集》,并列为河北省《第二轮志书分志稿撰写培训参考资料》;另又编入3部方志论文集中;2013年12月,还编入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编的《〈中国地方志〉优秀论文选编》(1981—2011)中。这样,我的编志理论水平也有所提高。其三,在编志过程中,挖掘出一些文史资料,从而使我拓展了一些副业。因为主编《洞头县志》需要,我对洞头海岛民俗进行了调查,发现洞头海岛民俗很繁杂又富有特色。后来我就出版了专著《洞头海岛民俗》,并在全国和省级刊物上发表多篇民俗论文。因为主编了几部志书,我挖掘到一些史料,除记载于有关志书中外,还进行深入系统翔实地疏理,后来撰写出一些文章发表在有关的刊物上。例如,《四任浙江省委书记与洞头》、《洞头海岛军民65年联防联建的历程回顾》就刊登在中共浙江省委党史研究室和中共浙江省委文献研究室联办的《足迹》上。其四,编志工作得到肯定。2012年2月,我获得了浙江人民政府颁发的“从事地方志工作20年以上”的荣誉证书。2012年1月,我被浙江省军区评为省军区第二轮军事志编纂工作先进个人。我还多次被浙江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评为“地方志工作先进工作者”。1996年和2002年,我还连续两轮被县委、县政府评为洞头县专业技术拔尖人才。这些都是对我从事编志工作以来的肯定和鼓励。
  从教育战线改行从事编志工作,这是我人生道路上的重大转折。因此,编志成了我后半生的事业。编修地方志是一项重要的文化建设,我能投身其中,为之添上一砖半瓦,我知足矣!

2019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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