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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浙江续通志稿》与传统文化发展

2021-03-01 11:30:11

潘捷军
原载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0年12月2日第2060期

  地方志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传统文化形式,浙江在全国又素有“方志之乡”之誉。近期,由浙江省社科联精心组织、浙江图书馆等提供版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倾力整理的浙江文化研究工程重大项目成果《(民国)浙江续通志稿》,已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方志界无不为之欣慰。

《(民国)浙江续通志稿》整理出版的方志发展史意义

  千百年来,浙江以“一方之志,始于越绝”的东汉《越绝书》,以现存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乡镇志——南宋海盐《澉水志》,以清代方志事业鼎盛期作出开创性贡献的史志大家章学诚等,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和地位。
  此外,《(民国)浙江续通志稿》的编修主体——浙江通志局,也是学界公认的中国近现代史上第一个规范的省级方志机构。但在“乱世修志”(黄苇语)的艰辛岁月中,志书的编修却步履艰难,命运坎坷。了解了这一过程,更能体会《(民国)浙江续通志稿》整理出版的来之不易和价值所在。笔者因主持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方志馆研究”,故对此背景有更多的了解,同时因承担重修《浙江通志》工作,对此更有切身认识和体会。
  1914年春,时任浙江省督军朱瑞等决定在雍正版《浙江通志》基础上,续修《浙江通志》。次年制定的《浙江续修通志局组织大纲》也明确:“本局定名为浙江通志局”。据史载,这是民国时期第一个较为规范的省级方志机构。同时选定由沈曾植受命主修《浙江通志》。沈曾植(1850—1922),浙江嘉兴人,晚清及民国初期曾任要职。他学识渊博,以专治辽、金、元史及边疆历史地理等知名当时。尽管他已年逾六旬且体弱多病,但以其学识与声望,是担此重任的理想人选。沈曾植所做的一件事便是广揽人才,其时包括刘承幹、王国维、徐定超等20余人,分别以提调、分纂等身份聚其门下。他们多为浙江知名学者,熟悉地情史事,也是理想的修志队伍。如沈曾植对王国维便有“浙志得公相助,且为湖山生色”的溢美之词。王国维也先后撰写了《两浙古刊本考》《五代两宋监本考》《乾隆浙江通志考异》等多卷稿本,后多收入《王国维全集》。如刘承幹(后创办了著名的湖州南浔嘉业堂藏书楼)也从自藏书库中检出《广西通志》八十册等一批文献资料,供编者阅习借鉴。另外,当时浙江巡按使公署专门制订了《续修浙江通志征访细则》,并明令各县“迅速补送备纂,毋任延缓”。还为此拨付了三万多元修志经费。
  然而好景不长,未过多久这项事业便屡屡受挫:先是自1916年夏季始,因政局动荡,编纂工作始显颓势。同时“经费尚未全有着落……颇复悲观”。再者内部关系不顺,矛盾不断,也是工作不顺的重要原因。如王国维对沈曾植便多有抱怨:“当《浙江通志》初修之时,先生柳下惠则可,我则不可,一言之,大触其忌。”其实是隐喻沈曾植给其职位太低,却又不许不满。而且编纂人员先是分处上海、嘉兴、杭州等处四散办公,后不少人又陆续离职,这种松散型的管理结构显然不利于集中修志,编纂质量同样堪忧。更何况还有人挂名拿钱不干实事,王国维便有“乃终年未有一字。编《通志》者亦大半如是”的抱怨。因而编纂工作时停时续,难以为继,虽曾三度延期仍未完成。根本原因是国运飘摇,时局艰难。而1918年1月徐定超因突遇海难丧生也使编纂工作雪上加霜,1922年11月沈曾植的病逝,更成为压垮通志编修工作的“最后一根稻草”。次年5月,《结束浙江通志局追加经费案》的通过,正式宣告了浙江通志局的裁撤。《浙江续通志》终究未能正式出版,即便是稿本也不齐全,只留下了300多册,同时也留下了一代方志人的未竟事业和遗憾。
  浙江通志局虽仅存世9年,但它对浙江以至全国的地方志事业的开创功不可没。2014年10月,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专门在杭州召开了“纪念浙江通志局创立100周年座谈会”,邀请全国方志界领导专家,包括当年浙江通志局修志前辈的后人与会,并共同探寻完成前人未竟事业的发展路径。从这个意义上说,《(民国)浙江续通志稿》的整理出版,无疑是对前人的最好回报。

  以文化强国为目的,促进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性发展

  浙江历来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历代传承接续编修方志早已成为“方志之乡”悠久的文化传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全省文化事业的持续发展和文化大省、文化强省建设进程的强力推进,包括《浙江通志》在内,各地的志书编修绵延不绝,持续不断。回溯这一发展过程,同样会感受到《(民国)浙江续通志稿》整理出版的深远意义和独特价值。
  首先,《(民国)浙江续通志稿》的整理出版是“方志之乡”的历史传承。正所谓“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沈曾植之后,在抗日战争烽火连天的艰难岁月中,余绍宋又再度扛起了重修《浙江通志》的帅旗。但终因战乱频仍,最后也只完成125册约500万字的初稿,同时因时世艰难也未及出版(后其《重修浙江通志稿》于2010年由浙江省地方志办公室整理出版)。这样,自浙江编修《浙江通志》以来,在明嘉靖、清康熙、清雍正及包括民国两部志稿在内的五部《浙江通志》稿中,其他四部均已刊印出版,只有沈曾植的《(民国)浙江续通志稿》尚未出版。这次这部志稿的整理出版,实际是再度延续几近断裂的浙江通志编修传统,其意义和价值不言而喻。
  其次,力求在传统基础上持续打造文化“高分报表”是当代方志人的现时责任。客观地看,其实沈曾植和余绍宋都未圆满完成省志编修任务。除受时代局限外,从专业角度看,国务院《地方志工作条例》明确将“地方志书”定位为:“全面、客观、系统”记述特定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历史与现状资料性文献”,从而赋予了它不同于其他文化形式的独特价值。从浙江方志发展史看,可能同样不为外界所知的是,自清雍正朝编成并出版《浙江通志》280多年来,曾两度再修;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也曾重修过省志,但由于种种原因未修成,只留下60多册《浙江省志丛书》。按专业要求,“志稿”也好,“丛书”也好,由于门类不齐等原因,都不是规范意义上的“通志”,即近百年来三次省志编修均未达到要求。2008年,在文化大省建设战略部署时,浙江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并审时度势,决定再启《浙江通志》编修工程。经全省数百家单位上万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到2020年底前,贯通数千年历史且横陈百科,总量达110多卷、1亿多字的重修《浙江通志》将完成终审送交出版,并有望于2021年全部出版。这部志书涉及的内容、规模总量、专业规范包括方法创新等各方面,超过了以往5部省志通志。特别因记载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浙江的重要萌发和引领过程,具有十分鲜明的时代特征,因而它不仅仅是对修志传统的传承延续,也是浙江文化强省建设的标志性工程,更是新形势下方志人打造“重要窗口”和文化“高分报表”的具体实践。
  最后,以文化强国建设为目标,不断推进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时代赋予我们的新使命。最近,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规划全国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时,明确提出了“建成文化强国”的宏伟目标。而以传统文化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则是文化强国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目前,从总体上看,受传统文化特性和志书编纂规律等因素限制,地方志工作重“修”轻“用”的问题还比较突出,不少志书一出版便处于束之高阁甚至被打入冷宫的尴尬境地。因此既要坚持“守正”更要敢于创新、善于创新,要采取有效措施,通过大众普及化、便捷数字化等多样方式,以“创造性转化”实现传统文化的“创新性发展”,让方志文化真正走近社会,走进人心,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文化强国建设不断作出新贡献。这同样是《(民国)浙江续通志稿》整理出版后留给方志界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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